但是如果换算成简单的年利率,利息则高达365%!问题的本质在于:把小额短期贷款利率换算成年利率,是否有实际意义?至少从借款人的角度看问题,其实际感受和承受的具体利息负担,是10%,而不是365%。
这些变动所导致的储备资产价值重估是要留到编制国际投资头寸表时处理的。再次，对于一般的资本外流，政府和货币当局可以根据具体情况，实施相应的宏观稳定政策和宏观审慎管理政策，用市场手段加以应对。
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抑制资本外逃，这种政策完全正确。而这1亿美元在加负号后就会记入误差与遗漏账户。本文通过分析国际收支平衡表和国际投资头寸表中各个项目的头寸状况，以及二者之间的差异，间接推测中国是否存在资本外逃及其规模大小。又如，居民对非居民出售50单位股权，在资本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股权，在借方分录中将记入50单位货币。年末头寸=年初头寸+交易+价格变化调整+汇率变化调整+其他调整+误差与遗漏II。
在经常项目的贷方分录将记入50单位，在资本项目的借方分录将会记入50单位存款（或其他金融资产）。首先，资本外逃对对外净资产变动-资本净流出缺口的影响被汇率和价格调整抵消了。更为严重的是，不少数字金融业态还没有很好地被监管政策覆盖。
同时尝试用数字技术支持数字金融监管，因为数字金融行业的变化非常快，需要实时监控风险。第二，数字金融风险传导既快又广。这些均表明现在我国金融风险增加但政府应对的空间收缩，所以系统性风险爆发的可能性确实在上升。它有两个分支，左边是关注度指数，右边是正负情感指数，详见图2。
支持数字金融创新，在国际上已经有一些成功的做法，我国也有一些好的尝试，核心就是在控制风险的条件下允许尝试新的做法，比如沙盒计划和创新中心等。无论是看关注度指数还是看情感指数，过去三四年，公众对于数字金融的情绪一直在激烈地起伏。
其中一种做法是数字金融机构与监管部门开展合作，尝试科技监管（RegTech）的做法。但到了2015年，地区之间的颜色差距已经明显缩小。这些都对现行货币政策框架提出了挑战。调整监管政策支持数字金融发展与金融稳定 由此看来，现行的监管政策应该及时地做出调整，才能更好地支持数字金融的健康发展，同时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确保金融稳定。
上述系统性金融风险与数字金融紧密相关，造成系统性风险的因素可能会作用到数字金融领域。第三，数字技术的运用对金融稳定的影响并不确定。第三，在监管框架方面也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广义货币供应量M2与GDP的比例已经上升至208%，特别重要的是最近出现了银行存款短期化的问题。
数字金融当然做的还是金融业务，但利用的核心技术是移动终端和大数据分析，监管者只有明白技术，才有可能指导风险在哪里。而现在这两个因素都在不断地弱化。
虽然现在很多数字金融平台的规模相对较小，但也有一些规模比较大的，如e租宝事件曾经涉及90万人的500亿元。第三，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已经决定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这意味着一行三会的框架暂时不会改变。
监管政策定位也有许多可议之处，比如监管部门经常把金融稳定和行业发展混在一起，把金融监管和宏观政策混在一起。当前金融风险如此突出，主要是基于三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过去金融风险没有全面爆发，主要是受到两个因素的支持，一是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二是政府的全面兜底。同时对数字金融和传统金融应该设置统一的监管标准，避免出现监管套利。因此，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导致央行调控基础货币的能力下降，甚至令货币流转速度加大。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把每个地级市按不同发展水平分成四个梯队（第一梯队—红色，第二梯队—橙色，第三梯队—黄色，第四梯队—绿色），可以看到，2011年沿海地区和内陆地区之间的颜色差别非常大。同时数字金融的一些问题，也可能加剧系统性的金融风险。
第二，市场上的流动性十分充裕，但可投资的资产规模相对有限。这是研究人员利用大数据分析的方法从将近2000万篇媒体稿件中识别出来的。
但允许创新有前提，就是金融行业必须有准入门槛。第二，货币政策应该尽快地从数量型工具转向价格型工具。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政府决定延迟数字金融业整治的最后期限。而且像任何金融创新一样，数字金融领域的创新通常都是发生在金融机构、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应该不断学习，起码要及时了解市场上发生的事情。
第一，过去金融监管者只需要懂金融，而现在不但要懂金融，还要懂技术。第五，监管部门也应该开始识别数字金融行业内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并尝试一些监管办法。前一段时间情绪指数一直在下降，这可能与数字金融领域风险频发和政府采取整治措施有关。这也充分说明，数字金融的普惠特性确实非常突出。
一些机构确实在努力地构建大数据库，但如何既能利用大数据又合理地保护个人隐私，在这方面尚无现成的行为规范。但从2017年6月开始，关注度指数和正负情感指数同时出现了显著的反弹。
我国传统的货币政策关注的是货币供应量、银行贷款以及社会融资总额。而数字金融的高速发展令越来越多的资金在银行体系外运转，这就可能影响央行对货币数量的度量以及调控。
而数字金融的发展，起码在如下几方面给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 第一，数字金融的发展可能会影响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但混业经营已经是数字金融行业的常态，以蚂蚁金服为例，它拥有银行、支付、基金、保险、股票等几乎所有领域的金融牌照。
其实京东金融、陆金所等也都是混业经营状态，即便很多小平台也有很多交叉业务。如果一个或几个大数据分析公式同时为几千万人提供投资建议，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这些问题确实是监管部门以前没有遇到过的。而这正是过去几年金融风险不停地在不同领域之间游走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能否像对待系统重要性的传统金融机构那样，做压力测试并对资本金、流动性和业务范围等提出一些特殊的监管要求。
为什么现在提出要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一个直观的观察是，最近三年来金融风险不停地在不同的部门和行业之间游走，从股票市场到债券市场，从房地产市场到外汇市场，从影子银行到数字金融行业。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央行对货币的数量变量的测度和调控能力都在下降，也许未来更为有效的货币政策应该依赖价格工具，特别是政策利率。
不过，如果看目前全世界最大的五家数字金融公司，就会发现其中四家都是中国的机构。实际上，数字金融平台不论大小，往往有两个很重要的风险特征：其一，参与者对风险的识别和承受能力相对较低。
几乎所有的数字金融机构都声称在使用大数据分析支持金融决策。这说明原本后进地区的发展速度更快，使得它们与发达地区之间的差距快速缩小。
